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，来推测中国人的，然而我还不料，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——只不过这一次，下劣的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。
西元二零贰六年六月三日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，请来了一位客人。此人姓张，名小龙，粉笔科技CEO，做公考培训起家的商人。校方原定让他讲考公辅导行业，他上台之后临时变卦，讲起了”AI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”。什么规划呢？炒股。他花了五分钟，跟台下百余名学子分享自己的炒股心得：八千万投进去，挣了五千三百万。最好炒科技股，更好的是炒美股，再好一点——带着全家一起炒股。最后还不忘补了一句：”我就是来炫富的。”
一个中山大学哲学系出来的人，站在中国人文社科的最高学府，对着哲学专业的学生，讲炒股。就像一个屠夫走进庙堂，对着菩萨讲杀猪的技巧，还嫌菩萨不鼓掌。
台下当然没有掌声。人大的学生再怎么样，也还没堕落到给炫富叫好的地步。冷场了。张小龙不干了。他的发言风格骤变，从”分享”变成了”训斥”，又从”训斥”变成了赤裸裸的侮辱：”你们找不到工作是应该的，社会不应该给你们工作。你们除了混到寝室里去考公务员混吃等死，也没什么本事。你们非常差——非常差——傻X。”骂完了，他说：”我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，我不喜欢你们。结束吧，也不给你们提问的时间。”然后扬长而去。
好家伙。我在中国活了这么多年，见过傲慢的，没见过这么傲慢的。一个靠教人考公吃饭的人，站在讲台上骂考公的人混吃等死。粉笔85%的营收来自公考培训，千万考生用学费把他抬上了港股上市公司的CEO宝座，他回过头来，对这些付费用户说：你们活该找不到工作。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，古往今来，没见过吃相这么难看的。
但这件事真正让我觉得脊背发凉的，不是张小龙的狂。狂人见多了，一个炒股赚了钱就以为自己是先知的暴发户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让我发凉的是台下那一百多个人大学生。
冷场。沉默。有人玩手机。有人离场。但没有人站起来反驳。没有人在他骂”你们活该找不到工作”的时候拍桌子说”你凭什么”。没有人在他说”不给提问时间”的时候拦住他说”这是大学，不是你家客厅”。没有人。一百多个中国顶尖学府的学生，坐在那里，被一个商人指着鼻子骂，像一群被老师训话的小学生，温良恭俭让，一声不吭。
事后，同学们说张小龙”世界观有问题”。
世界观当然有问题。一个美化过日本殖民统治、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”文盲和流氓的混合体”的人，世界观能没有问题吗？一个2020年就在公开场合说”宁愿被英国人清廉地殖民”的人，世界观能没有问题吗？可问题是——这些事十年前就曝光过了，人大的老师查不到吗？一个有如此前科的人，是怎么被请进中国顶尖大学的讲台的？
但我不想追这个问题。我想追另一个更刺骨的问题：当他站在台上，满嘴铜臭、逻辑混乱、人格侮辱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不站起来？
是因为教养吗？不是因为教养，是因为恐惧。恐惧什么？恐惧出头，恐惧得罪人，恐惧一个字——”万一”。万一被拍下来发到网上呢？万一将来求职被翻出来呢？万一得罪了资本将来不好混呢？于是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沉默，最”体面”的姿态就是不反应，最”高贵”的反抗就是——在心里鄙视他。
这不叫教养，这叫犬儒。
犬儒这个词，原本是古希腊的。第欧根尼住在木桶里，提着灯笼白天找好人，亚历山大大帝来看他，他说”请你让开，别挡着我的阳光”。那叫犬儒——是对权力和金钱的蔑视。可今天我们校园里的犬儒，是另一种犬儒：什么都看穿了，什么都不信了，但什么都不做。在心里骂一千遍，嘴上一个字也不说。这不是犬儒主义，这是犬奴主义——精神上的跪姿。
五四的时候，大学是什么？蔡元培主政的北大，”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，那是刻在校徽上的骨头。那时候的学生，面对北洋政府的刺刀，敢走上街头，敢火烧赵家楼，敢在天安门前喊出”外争主权、内除国贼”。那时候的大学，定义很清楚：是追求真理的地方，不是跪着听训的地方。学生来大学，是来学做人的，不是来学做顺民的。
可一百年过去了。今天的大学，大楼越盖越气派，设备越来越先进，排名越来越好看，可站出来反驳一个胡说八道的商人的勇气，还不如一百年前上街游行的中学生。
2005年，钱学森先生躺在病床上，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说了一句话：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”这就是著名的”钱学森之问”。二十年过去了，我们建了多少双一流，投了多少亿科研经费，发了多少篇顶刊论文，可这个问题回答了吗？
没有。
钱学森之问的答案，不在教育部的文件里，不在校长的述职报告里，不在那些光鲜的学科评估指标里。答案在六月三号那天晚上，人大哲学院那间阶梯教室里。当一个商人在大学的讲台上宣扬”唯金钱论”，当他对着学生泼粪骂娘，当他说”我的时间宝贵，不喜欢你们”然后扬长而去——一百多个”未来栋梁”没有一个站起来的那一刻，钱学森之问就已经有了答案。
答案就是：我们培养的不是杰出人才，是精致的顺民。他们懂得所有正确的答案，却不懂得在错误面前站起来。他们能在考卷上写出”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，却在现实中对一个暴发户的羞辱噤若寒蝉。他们能在论文里引用鲁迅，却不知道鲁迅从来不会对一个满嘴喷粪的人保持沉默。
张小龙那套拜金主义，粗鄙可笑，不值一驳。但更可怕的不是他的粗鄙，而是他的粗鄙竟然畅通无阻地站在了大学讲台上，骂完了、炫完了、走完了，没有遇到哪怕一声当场反驳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拜金主义已经不需要伪装了。说明在资本的逻辑里，有钱就是爷，赚了钱就有资格教育你，而你不赚钱就活该被骂。说明这种逻辑已经强大到可以在顶尖学府的讲台上横行无阻，连象征性的抵抗都不需要面对。
一个社会，当拜金主义可以赤裸裸地在大学里叫卖，当犬奴主义被包装成”成熟”和”稳重”，当独立思考让位于利益算计，当沉默被美化成”格局”——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，而是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。
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，打倒的是”孔家店”，请来的是”德先生”和”赛先生”。那场运动把人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，告诉每一个中国人：你不是谁的奴才，你是独立的人。
一百年后，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。这一次，我们要打倒的不是孔家店，是”钱家店”。我们要请来的不只是德先生和赛先生，还有一个更古老、更根本的先生——”人先生”。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，重新定义大学的精神，重新告诉每一个站在讲台上和坐在台下的中国人：你的尊严不取决于你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，你的人格不取决于你考不考得上公务员，你的价值不取决于一个暴发户的评判。
五四的先辈们用血和火告诉世界，中国的青年不会跪着活。一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需要再一次告诉世界——
大学的讲台不是交易所，不是谁钱多谁说话；大学的课堂不是臣服的场所，不是谁傲慢谁有理；大学的学生不是待训的牲口，不是谁骂了就活该忍着；大学的精神不是跪着的沉默，而是站起来的交锋；大学的未来不是培养听话的工具，而是锻造有脊梁的人。
那一天，当张小龙骂完”你们非常差”转身要走的时候，如果台下有一个人站起来，说——”先生，这里是大学，不是你的炒股直播间。你请回。”——那一刻，钱学森之问才算有了一线回答的希望。
可惜，那一天，没有这样一个人。
所以我说，真正可悲的不是那个骂人的疯子，而是被骂了一百多个人中间，竟没有一个像人一样站起来的。
鲁迅先生说过：”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”
我翻开那晚的记录一查，满页写着两个字——
“跪着。”
本文参考2026年6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座事件公开报道及录音资料撰写。张小龙既往言论引自公开报道。
本文由张泽生原创，实在是太愤怒了，欺负我们读书人没有脊梁么？欢迎和张泽生交流。
来源：泽生说法(微信公众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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